山西大学历史学考研，山西大学历史学考研分数线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沐浴着高考改革的春风，走进百年高等学府山西大学的校门，转眼40多年过去了。那时大学学风正、校风好，老师教得认真，学生下真功夫学得刻苦，校园生活非常美好。
饭菜价格低廉。由于有国家助学金，我们从农村来的孩子，第一学期带的50元钱就够花了。学校食堂炒茄子5分钱，过油肉之类的肉菜也就1角5分左右，有的女同学吃不完一个馒头还分给男同学吃，而且常能吃上松软可口的晋祠大米。
学生演讲、跳舞、文艺活动既多又生动活泼。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的年轻人》，路遥的小说《人生》和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以及《乔厂长上任记》等小说在学校十分抢手。记得温元凯还在学校大食堂做过讲座、山大和美国南卡罗莱纳还建立了校际友好交流关系。
我们小组大个子蔡艳萍同学参加全国大学生运动会获得了长跑名次奖。康玉庆同学家弟兄5个都考上了学，《太原日报》还登载了一篇“五子登科”的报道。当时同学中每学期也偶有退订老家“娃娃亲”的闹剧发生。为此，历史系高年级老三届同学和我班贾珊同学创作表演的反映大学生婚恋情感变化的剧目《岁岁人不同》还展演过，并引起过一阵轰动。我曾问同宿舍一位晋南同学，为啥你们华夏耕读文明地、高考全省七连冠的临猗还有父母包办婚姻的封建遗风。他说：“家乡传统习俗，小时候不太懂事，家长给订了亲。他问为啥要媳妇？父母说以后帮你干活、念书、做饭、洗衣服……可好哩！于是就稀里糊涂订了！”
不管社会生活如何变化，保持良好习惯都是应该的，宿舍长王建龙同学管理严格，每晚10时准时熄灯休息，上自习晚回来的就轻手轻脚上床睡觉，四年坚持下来，对大家身心健康非常有益。
那时同学友情十分真诚可贵！有位和我同姓家在农村的同学名叫高权德，上学期间他父亲不幸病故。同学们纷纷每人五角钱解囊筹助，我当时身上正好有1张2元钱，心想同学又同姓很值得同情，于是就毫不犹豫地直接都给了。和高权德同组的黄永胜和另外一位同学骑着自行车去送钱，骑到介休县城一打问，他家的村还在山梁上，两位同学又轮流肩扛着自行车翻山越岭，爬了十几二十里山路才把钱送到他家。
大学毕业聚餐时，大家最心酸难舍，晋南同学想回，人多回不去，其他同学想留省城，指标有限难留。记得那时中学教师还不是很热门，许多分配到中学的同学有不少是哭着鼻子去的。牛白琳同学分回岚县中学后发扬吕梁人遇事不服输的劲头，继续学习又考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回到省卫生厅，不久做了分管文教的副省长的秘书。太原的王明星同学短短十余年间三级跳，从太原师范调到省经管院，又从经管院调到广东肇庆，再到上海读研调到广州仲恺农业学院。李智彪同学考取华东师大世界史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科院非洲史研究所，曾出任过中国驻南非文化参赞。范力同学分回阳泉又考上母校山大历史系江地先生的研究生，后来出了国。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世界是发展变化的。
二三十年过去，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我们班分到中学当老师的同学反而越来越牛，大都当上了洪洞、平遥、太谷、康杰、汾阳、范亭中学等学校的校长。侯西强同学任过平遥、太谷两所山西名校的校长，还曾获得了“全国劳模”的荣誉称号。
我们大学班主任毛来灵老师、郭卫民老师当年都挺年轻，对同学们很好。毛老师日语很棒，留学日本回校后在学校外办工作。当年华中师大著名教授章开源先生请来日本专家交流辛亥革命，专门打电话约请他去武汉做翻译。我们班的三任班干部也很优秀，师建民毕业支援大西北去了兰州，卫国分配到太原市委讲师团，后升任迎泽区委、古交市委书记、大同市政法委书记，官至正厅级省残联理事长。王廷龙从晋城调回省电视台人事处任处长，郝先伟编完《中共山西省组织史资料》第一卷就去了晋中市纪委，升任晋中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晋中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他为人正派公道，十八大前就在晋中办过好几起大要案件，是受到中纪委表彰的全国优秀纪检干部。其他同学在各自岗位上也都有建树，限于篇幅难一一表述。总之，是金子无论放到哪里总会闪光的！
上研究生期间，上课就在导师家里，师姐广西人吴溢球非常热心，每一届新生她都要张罗着喝酒，吃一顿迎新饭。记得我们那届晚上就在主楼六层一个小教室里，大家各自拿着酒和饭盒，端着买来的鹌鹑蛋、罐头、凉粉、还有食堂的豆腐、过油肉、大烩菜、土豆丝、炒辣子白等凑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海阔天空地聊侃。北京的何瑜、刘经宇，内蒙的乔润令、王灵善、牛敬忠，山西的张庆捷、李俊清同学是学考古出身，还都挺能喝，北大毕业的王永平也能喝，河北的崔树民能说也能喝，大家在一起十分开心尽兴。我和王永平既是系友又是老乡，经常一块散步聊天谈学问、海阔天空说古道今。那晚，湖南来的老徐喝高了。他是老三届，读研时已成家且有两个孩子，但他特别勤奋能吃苦，开学来时带一桶子辣椒酱，每顿米饭必挖一匙，吃完饭就看书写东西。李俊清经常开玩笑形容说：“徐老兄研究生这三年写的书比看的书都多！”我们三人中他年龄最大，其次李俊清，我最小。因此我就叫徐大哥、李二哥。俊清兄也特能吃苦,学考古出身，中美合作平朔露天煤矿时他在朔州加班加点抢挖过汉墓，后来又从大同考古队回来跟李裕民老师攻读宋史研究生。星期天两顿饭，我们看书忘了饭点或者他谈对象约会误了下午四点的饭，经常就用煤油炉子煮挂面吃，吃时也不炒菜，吃完他就倒上白开水，加点酱油喝了，啥也没有，还美其名曰：“三鲜汤”。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着实教育感染了我，我也跟着比以前能吃苦些。他还讲下乡插队故事，有时过春节知青结伴回大同时买火车票钱不够，上车就唱：“我们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叫咱到农村！农村是广阔好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最有意义……检票员也挺同情且通情理的，见此情景也就不撵他们下车了。
恰如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那段所言，大凡能吃苦攻读的人必有成就。果不其然，后来李绍先、郭宪纲、李俊清、王永平等众多师兄以及崔老师的研究生李珍、丁波等大多考博或进修或调动都相继去了北京，也有的南下广、沪、深，他们在中国社科院、国际关系学院、首都师大、中央民族大学，暨南大学大多成为高校史坛名家或中直国家机关等单位的领导骨干，有的甚至是知名国际问题、民族问题专家，还有的经常在央视看见登台讲解有关国际国内时政大事。他们的治学起家本领和创业功底可以说都是在山大历史系练就的基本功。正可谓：娘子关内一条虫，出关变成一条龙！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固有的优良传统，山大母校已走过两个甲子，风雨征程，孕育培养了党和国家各行各业一批又一批英才俊杰。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家长哺育、学校培养、社会历练，我们每一位山大学子都应该感恩母校、感恩山大历史系，更应该真诚地感谢每一位全身心传道授业解惑和帮助过我们求知成长的恩师和学友。愿同学情谊永存，愿每位同学身心健康、家庭幸福，事业有成，大家共同祝愿山西大学越办越好，人才辈出、强我中国！富我三晋，兴我中华！读史明智，实干兴邦！学史爱党，知史爱国。愿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三晋学子铭记近代百年屈辱，不忘初心使命，为中华民族再不受人欺侮宰割，早日实现伟大复兴，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强林不懈努力奋进吧！
高春平(太原）
山西大学历史学考研(山西大学历史学考研分数线)
